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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作兰情况反映

时间: 2017-06-29 14:04 作者:新闻网 来源:浙江法制网 点击:

我叫吕桂福,男,汉族,1969年4月20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庆安县久胜镇久安村张家店屯,系受害人邵作兰儿子。

受害人:邵作兰,女,汉族,1940年11月17日出生,农民,住黑龙江省庆安县久胜镇久安村张家店屯,现植物人状态。

举报(情况反映单位)单位:

1、黑龙江省肿瘤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住所地:哈尔滨市和平路150号,联系方式:86298000;

法定代表人:于凯江 职务

诉求

1、请求黑龙江省肿瘤医院赔偿受害人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家属的交通费和住宿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88223元。

所反映的事实和理由

2016年9月18日上午,我陪母亲邵作兰来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经过超声检查,母亲甲状腺双侧叶结节,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9月19日(第二天)上午约8点半母亲入院。并进行了入院查体,显示各种生命体征皆正常,无重大疾病。(见证据一病例P1-3)并做了一系列手术前的检查,皆正常。

9月27日上午10点多甲状腺穿刺活检手术开始,手术过程中只见“咔嚓”一声,母亲全身剧烈颤抖,手术过后,我四姐和五妹进入活检室将我母亲扶起并按医生指示一并到观察室等待,此时张医生拿出一个药瓶,让我们马上按瓶买药急用,药品名为“注射用白眉蛇毒血凝酶”(见证据二)。到观察室后,母亲尚能讲话,但没有几分钟后,明显呼吸不畅,脸色苍白,说话困难,我们急忙找医生解决,张医生只说了一句“等一会”,又过大约十分钟,母亲症状明显加重,有窒息症状,表情十分痛苦,我四姐再次去找张医生,被张医生告知:“再等一会”。又过了约十分钟,我母亲已无法独自坐立,不能说活,我四姐第三次去找张医生,却被护士推出门外。又过了几分钟,我母亲已休克,没有了呼吸,在观察室抢救几分钟无效果后,转入ICU二区抢救。入ICU72小时内,无意识、无自主呼吸、深度昏迷。直至今日,仍然处于昏迷、植物人状态。

通过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我母亲现在的植物人状态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严重过错,要求医院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穿刺活检术是个非常成熟的小手术,其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中并无造成植物人之情形,该手术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功能性损伤已是医学界常识(见证据三)。致母亲长期昏迷不醒只有一种可能,即手术操作失误导致。

第二,植物人的状态符合手术操作失误的结果。因甲状腺位置有重要的颈总动脉和一系列静脉血管经过,若穿刺针刺破该动脉或静脉就会引起内出血从而形成血肿,甲状腺又包裹着人类重要供氧通道--气管(见证据五),血肿会压迫气管使呼吸受阻造成缺氧。大脑长期缺氧会引起严重脑损伤,形成缺氧缺血性脑病。从而导致植物人状态。

从医院方于手术失败后于当日(9月27日)所下《病重病危告知书》(见病例P5)即可看到,该告知书上记载“目前诊断为甲状腺肿物穿刺术后、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说明母亲植物人状态的起因确是缺血缺氧性脑病。

而在穿刺手术失误后转入ICU当日(9月27日),院方采取的急救措施中有一项叫作“气管插管术”(见病例P9)。采取该急救措施说明当时我母亲出现了气管受阻而窒息的情况。由此可得出大脑缺氧是由于气管受阻所致。

另外,当天手术后,张医生急匆匆要我买一种药,名叫“注射用白眉蛇毒血凝酶”,根据该药品的说明书记载“本品可用于需减少或止血的各种医疗情况”“可避免或减少手术部位及手术后出血”(见证据四)。从用此药可知,手术出现了内出血情况,且不是一般的毛细血管出血,而是需要采用药物控制出血的情况。

上述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结果已显而易见了。手术失误、刺(碰)破动(静)脉引起内出血、血肿压迫气管、气管阻塞致呼吸有苦难,从而致大脑缺氧、形成植物人。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第三,手术失误后的不及时救助明显加重了损害后果。

众所周知,大脑缺氧致脑损伤,再致成为植物人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缺氧时间越长,对大脑的损伤越严重,后期医治的困难也就越大。如果在缺氧之初即施救,也不至于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从手术中到手术后的一系列院方的作为,可以看出,从手术失败到转入ICU抢救足足间隔了半个小时(见病例P138),而这期间家属多次找到医生反映患者情况,医生皆置若罔闻,严重不作为,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如此严重的延误救治就发生在医院,且还是刚做完手术后,实在让人不可理解。

第四,患者自身未患有足以致植物人的疾病。

我母亲入院前生命体征一切正常,能说能笑,在医院等待期间我还专门给她录了一段小视频。且从入院身体检查情况可知其并无足以致植物人情形的病例。另一方面,护理记录单(见病例P167)中也有详细记载:“病人今日入院,步行入科”。可见身体状态良好。

第五,院方也承认手术存在过错。

手术失误后,经我方与医院多次沟通协调,医院承认自己在医疗行为方面存在过错,并自转入ICU后不再收取任何治疗费用。并初步同意予我方30万元赔偿,因30万元远远不够母亲的后续治疗和其他花费,于是我方未与之达成和解。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得出邵作兰植物人状态与医院方的过错有着较大的直接关联。


    原文链接:http://www.zhejr.com/zx/df/1000.html

(责任编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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